母亲曾几次大发感慨：我原以为有两眼窑，就够住了，万万没有想到还要盖房子……
母亲每一次所发感慨，虽然形式大致相同，但内容稍有不同。她最后一次大发感慨时，他们家已经搬到陕县锦绣园小区的别墅里去了。那是一套两层小楼，290多平米，坡形屋面，有花园、有车库，水电暖齐全，装修豪华，这是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所不曾想到的。她这里走走，那里看看，甚至悄悄爬上阁楼，吓得我们大呼小叫，唯恐她有啥闪失。这所别墅唯一显现农民特征的，是原来的草坪被改一畦畦菜地，青的绿的紫的红相杂着，别有一番意趣。
母亲感慨中的两眼窑是什么样子呢？那是我和哥哥的出生地，我们在这两眼窑洞里，曾度过18年的岁月。
我们住在三门峡市陕县大营镇温塘村，过去村里多地坑院，我们的两眼窑洞就在村南的一个地坑院里。从父辈们的口中得知，那所院子落成于1944年，令大家记忆深刻原因不仅因为那一年我的父母大婚，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一天日子鬼子打了过来，母亲被抓，最后跳入了深沟才得以幸免于难。那院子后来也被鬼子所占，做了他们的指挥所，年幼时我还看到过墙上的日文报纸。
那所地坑院占地足有一亩大，外面有围墙，有大门和门房，小时候我只看到残破的围墙，看不到大门和门房了，也许它们毁于战火吧。门房的旁边有坡道，顺着坡道的台阶拾级而下，通过三道门，便可下到地坑院里。我们的院子就像一口巨大的井，深约五六米，四面凿着十一眼窑洞，院中深挖一井，叫渗坑，用于排水。这十一眼窑洞，一眼是公用厕所，五眼属于我的大爷大奶，三眼是我二伯家的，两眼是我家的。看来这所院子当年是爷子辈的人合伙挖的了。我家北窑里有一通火炕，一张柴火桌子，两张柴火椅子（没有油漆的家具），除了吃饭的家伙，别的什么也没有了。因为北窑朝阳，一家人一年多住于此。西窑也是一通土炕，一张油过漆的桌子，两张椅子，一个木柜。几家人在院子里养着猪、牛、狗、鸡等家畜，院子里整天是鸡鸣狗叫，猪跑羊叫唤，又脏又乱。那时候村里也有平院子，但基本上都是土窑洞，家里的情况也基本相似。
小时候我很奇怪，大家为什么非要挖坑而居呢？出入多不方便呀！挑水，下粮食，出粪，样样都是出力活，靠的是全人的肩膀呀。如果渗坑淤了，遇到夏天下暴雨，还有被淹的可能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一下暴雨，父亲便光着脚，披着雨衣，顾不上电闪雷鸣，大雨滂沱，拿着铁锨跑崖顶堵水引流去了。我们也都养成了习惯，如果天变了，会自觉拿着锨到崖顶上找老鼠洞，蚂蚁窝，用土夯实，以防雨水顺洞钻进来，淹了我们的地坑院。我一向很惧怕地坑院那长长的坡道，如果回来晚了，常常在窑坡口逡巡再三，如果等不到人和我同路，得唱着歌才敢下去。哥哥们时常恶作剧，突然在暗处一声怪叫，我立刻尖叫一声，瘫软在地上了。那时候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住到平院子里。然而这种期待是漫长的，小学，初中，以至升到高中，村里还是老样子，我们家也还是老样子。
1978年，哥哥高中毕业，回来即做了生产队的保管，他像所有知识青年一样，立志要改变农村的面貌。然而仅仅一年时间，这个16岁的少年就深深体味到农村的贫穷、生活的艰辛和世事的艰难。生产队的人可以因为芝麻大的小事，吵闹几天不止。大家出工不出力，一起混着贫穷而单调的日子。我们家人口少，父母吃苦能干，一年下来，也只有百而八十块钱的节余。1979年，温塘村的土地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哥便辞去了保管的职务，和几个人远赴兰州炸麻花卖。两年后他回来了，不仅带回来有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，还有几千块现金，他还非要把父母从三爷家继承的三眼平院土窑扒了，盖成平房。1982年，房子盖成了，他又花了四百块钱，抱回了一台12吋的电视机。记得当时电视上正热播《霍元甲》，村里人听说我们家买了电视机，都跑来了，父亲只好把几块板子用砖头支在中间的大屋里，供大家坐。我们家人如果没有提前坐进去，就只能坐在屋外听声音了。
